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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的几点构想

作者:程振亚 马小丽  发布时间:2010-12-03 11:06:20


摘要】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已有十五个年头,自1995年1月1日实施以来,虽有不完善、不具体的地方,但却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为什么这一部法律被老百姓戏称为“国家不赔法”?其原因追根究底是因为我们只规定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而实质上的弥补老百姓心灵创伤的物质赔偿却没有规定。“麻旦旦案”[1]更是将老百姓的质疑推向了高峰,造成了法律的尴尬。这次修订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了进来,是顺应历史潮流和发展的一次修订,但是鉴于法律国情、法律本身的特点,对于精神损害的规定还不是很完善,本文就此做一浅显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0年4月29日通过,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有许多亮点和重大变化:取消了确认程序,畅通了请求渠道;改变了违法归责原则为有条件的结果归责原则;完善了赔偿程序,优化了赔偿办理程序;扩大了赔偿范围,精神损害首次纳入国家赔偿,体现了对公民尊严的关怀;增加了双方举证责任,明确了协商程序,规定了受害人在被拘留或被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倒置;明确了国家赔偿的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完善了赔偿费用的支付机关以及支付期限等机制,保障赔偿请求人及时得到赔偿金等。在这些变化中,明确精神损害赔偿无疑是一项重大进步,体现了法律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可是新的国家赔偿法只是规定了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对于具体的赔偿的范围、标准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难免出现由此带来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任意扩大,不能公平、公正、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益。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变迁

(一)发源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开始萌芽于罗马法的法典编纂时期。当时罗马法中有一概念“injuria”,这一概念的本义是指在生理上或精神上(即对名誉)对人造成的侵害的行为,我国的法学家将其称为“侵辱”或“凌辱”。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规定:“侵害行为的构成,不仅可由于用拳头或棍棒殴打,而且由于当众诬蔑,如诬赖他人是债务人而占有他人的财产,而行为人明知他人对他不负任何债务;或写作、出版诽谤性的诗歌、书籍,进行侮辱,或恶意策动其事;或尾随良家妇女、少年或少女,或着手破坏他人的贞操。总之,很显然,侵害行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所述中的侵害包括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在罗马法后期,将侵害身体的侵辱之诉从injuria中分离了出来,就使原来的injuria只剩下了侵害精神性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开始有了各自独立的意义。[2]

(二)变迁

    对民事主体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沿袭了罗马法的侵辱估价之诉的做法,欧洲各国陆续建立对名誉权、自由权的民法保护制度。在萨克逊法,远自16世纪即认为自由之受害人除得请求赔偿回复自由的费用和所丧失的利益以外,尚可就精神痛苦请求赔偿。法国判例认为,自由权的受害人与其他的利益之受害人相同,得请求抚慰金。之后各国在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方面进行了保护立法,进而精神损害件件沿用至各个国家的赔偿法之中。

我国关于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变迁,1954年宪法第一次在宪法中确立国家赔偿原则,但在侵权损害赔偿理论上,基本照搬前苏联的侵权理论,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在文化大革命中,公民的人身权利更是成了一纸空文。1982年宪法重申了国家赔偿原则。1986年我国颁布的《民法通则》,开始解决国家赔偿无法可依的困窘局面,第121条成为国家赔偿的法律依据。1995年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对宪法确立的国家赔偿原则作了全面规定。但是该法无论从“赔偿范围”还是“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都没有对精神损害作出给予金钱赔偿的规定。故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案件当事人所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多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正,首次将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国家赔偿原则被再次强调,是否确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2010年4月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会议对通过了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无疑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一)概念

精神损害赔偿,是随着《民法通则》的公布实施而在中国建立的一项新的民事法律制度,是中国公民权益的拓展。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主体因其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受到损害而要求侵害人给予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是现代民法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精神抚慰金

《国家赔偿法》中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此番的规定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而非“精神损害赔偿金”。对此,有专家认为,“赔偿”强调侵权责任,“抚慰”则更多的表现为道德责任。让受害人请过国家给予“抚慰”,似乎有些于理不合。

笔者则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我们赔偿法此番的规定,更加的是注重精神层面上的功能定位,表示为对精神上的适度安抚与慰问,是与精神损害相适应的一种称谓。诚如大家多言,精神的损害不是物质所能标定量化的,如果称之为“精神赔偿”就有了精确量化的意味。当然在实践中,我们会找出各种因素来衡量和规范这个精神损害的力度以此来确定赔偿的数额,但并不意味着“精神损害抚慰金”是道德的责任,而否认其自身的惩戒意味。在该法第十六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正是体现了其惩罚性。

三、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思维的固化带来的问题

我国是成文法系,我们的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遵循的是我们的法律、法规。由此而来,我们的法官的法律思维一般都比较固化、僵化。对案件的处理我们一条条遵从法律,对于法律规定不甚明确的地方,我们一般法官的做法不是去研究新问题、新情况,而是机械按照法律规定来照搬。如此而来,在这次《国家赔偿法》之中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对法官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要不显得缩手缩脚、谨小慎微,要不就显得把持无度、过分激进。因此,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是刻不容缓。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司法应该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法官应该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被视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被称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堡垒。”作为纠纷的裁断者,法官的审判行为代表了社会正义,法官的公正司法乃是实现正义的最后防线。但是公众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却表示质疑,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审判结果不够公开,导致一个判决的标杆引导性、指引性不够,进而使公众对裁判的公平、公正产生一些怀疑,另一方面,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进行规制,导致任意性、随意性比较大,尤其是《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知识笼统的确认了权利,至于如何操作就没有法律可循,无疑给法官在裁判时的自由裁量造成了隐患。所以,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约束这种自由裁量的无度行使。

四、完善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把握的原则

1、国家赔偿原则。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概念和特点,由于该项损害是因国家侵权行为造成的,国家应对自己的行为向受害人负责,所以由国家来承担该项赔偿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国家是一个虚拟的意识形态上的概念,在具体请求赔偿时,我们一般由致害的国家机关称为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赔偿。

2、受害人诉请原则。精神损害作为一种心理创痛,受害人最清楚损害的程度,也有最终的处分权,如果其不主动提出赔偿要求,国家机关一般也无法了解损害的存在或者损害的轻重。那种认为国家侵权行为产生时国家应主动赔偿的主张,将使国家机关在断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这也是符合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

3、抚慰为主、补偿为辅原则。精神损害很难像物质损害那样用数字来统计、用金钱来衡量。法律上规定精神损害可以物质赔偿的目的在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和或解除受害人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这就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本身并不是主要目的和方式,只是作为一种手段。正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抚慰性的,其目的主要在于抚慰受害人而不是针对损害赔偿,这就决定了在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额时,不能滥用,防止误导人们盲目追求高额赔偿的倾向。如果以非财产性的救济方法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则不宜采用财产补偿的方式。

(二)制定赔偿标准

当前,如何确定赔偿标准,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是争议的焦点。首先,它的确属于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不确定或者模糊确定赔偿标准,将有可能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和数额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或者在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当事人之间有所差别,从而间接导致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如果对赔偿标准加以明确规定,有难以适应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使得赔偿数额在某些地区显得过低而在另一些地区又无力支付。其次,当前世界上尚未一个国家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无可借鉴的经验,属于一个摸索前进的立法问题。

20013月与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份司法解释,全面扩展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办法。学者赞最高院出台的“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为“继1986《民法通则》后我国人身权民法保护的第二座里程碑。”[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民法中得以确立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它标志着法律从注重对财产权及外部物质条件的保护,转而更加关注人身权和其它精神性权利不受侵害的平静的精神世界。尽管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民事领域,但国家赔偿的渊源来自民事领域,赔偿本身的性质与作法也与民事相似,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可予以借鉴。

笔者以为,当前在司法实践中确定赔偿标准,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标准可以参照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但应当高于民事领域的标准。其原因在于首先,法律是国家制定的,是为国家服务的,一个国家法律有着根本、固本的意义。但是国家机关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注重方式方法,对当事人采用刑讯逼供、诱骗、恫吓的手段,更有甚者出现了佘祥林、赵作海等一个个让法律、让国人汗颜的案例,严重影响了法律公正,影响了国家的形象。国家要提升自己的公信力,要提高威望,就更要表现出勇于承担的态度。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如果规定的不好,会严重影响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度。其影响比一般的民事侵权大的多,我们遵循“损害既有赔偿”的原则,更大的损害就应有更多的赔偿。其次,对受害人而言,其所受的惩罚比一般的侵权更让人无法背负,从古至今,对自由的渴望一直是人们追寻的最高境界。“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誓言一直还在激励着一代代人前仆后继,我国的宪法也将人权纳入其中。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讲求民意、民生的社会,可是就因为国家机关的公权力的滥用,是公民的自由权、健康权等受到极大地约束,同时对精神上、身体上的创伤也是难以弥补的。既然不能用具体的物质来衡量,那么在用金钱量化抚慰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适当的提高标准。最后,现在我国的财力雄厚,也有足够的条件来实施。

笔者以为,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应当参照民事赔偿确立与目前形势发展相适应的赔偿标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应用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同时考虑国家赔偿的特殊性,惟有进行综合权衡,才能避免畸高畸低。

1、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方面

1)侵权主体的主观动机与过错程度;

2)侵害行为的具体情节,包括实施侵害的场合、手段、持续时间等;

3)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影响;

4)侵权主体事后弥补的有效程度。

2、受害人方面

1)受害人的身体情况、年龄、家庭状况、经济条件、身份等;

2)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

3、客观方面

1)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

2)法官根据实际案情运用自由裁量权所作的浮动。

毋庸质疑,对精神损害的量化确实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精确化的事情,不过,不能精确量化的东西至少可以做到“大概化”或“区间化”才有实施或操作的可能。对精神损害赔偿而言,我们也必须将其进行“大概化”或“区间化”的处理才可确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问题。上述只是在具体赔偿时考虑的一些因素,在具体操作时应根据这些因素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综合判定。但笔者建议,还是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一个区间,然后根据因素的此消彼长,在区间进行浮动,这样比较好操作。

“一个公民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本身就是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侵害。对蒙受或者受到损害的人依法给予赔偿,不仅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恢复,更是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匡复。”国家赔偿制度的有无和国家赔偿标准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虽然现在世界各国国家赔偿制度的赔偿范围与赔偿标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即国家赔偿的范围越来越广,国家赔偿的标准越来越高。我们期盼着,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赔偿法》将越来越完善,真正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完全救济。 

[1] 200118,陕西泾阳县蒋路乡派出所干警以涉嫌卖淫为由将女孩麻旦旦强行带回所里讯问。麻旦旦不承认,却遭到了威胁、恫吓、殴打。随后,泾阳县公安局以“嫖娼”为由,做出对其拘留15天的处罚决定书。麻旦旦为证清白被迫做了两次“处女检查”,后咸阳公安局撤销了泾阳公安局的错误裁决。麻旦旦将两级公安局起诉到法院,要求精神损害赔偿500万元。经一审、二审判决,麻旦旦仅获得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两天的赔偿金74.66元,精神损害赔偿未获支持。

[2]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645094.htm?fr=ala0_1_1,于201063访问。

[3]杨立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释评,法学家,2001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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